未来五年雅安工业园区将扩展为100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

突出的例子是，最近英国决定脱欧以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等事件。

这一局面也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37}(P8)。这表明，该规定注意到现实中可能出现涉及以外国政府为当事人的争端，比如中国公民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

这表明，司法部门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2014年，欧盟理事会发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指令》，规定了欧盟在服务贸易等诸领域的谈判目标。第三，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之法治新战略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与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在频频采取包括街头运动在内的政治性方式的同时，私人也更多地采取诉诸法院的方式参与对外关系。法院是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中的一类行为体，它通过裁判争端、解释国际法或国内法以及进行跨国司法对话等多种形式参与对外关系。

第一，对外关系法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引领制定新的国际法律规则。在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往往利用诸如宪法问题原则以及政治问题原则对司法权进行自我设限{16}(P134，142147)。可能正是基于第二种批评意见，所以法学界（并不限于宪法学界）一些朋友开始着手提出他们针对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解释方案。

我们今天的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广泛接受了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而且还做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这表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之所以这么说，既不是因为笔者故意进行虚伪的谦虚，也不是因为笔者有受虐偏好，而是因为笔者深知，2013年所提出的宪法解释方案确实只是一块引玉之砖，很不完美，甚为稚嫩。是啊，在这世间，又有什么可以与研究上取得突破，更让一个学者感到高兴呢。但关于宪法，有一些论点必须补充。

平井宜雄的观点甚有道理。对于这种批评，我在本书的正文已经做了回应，这里不再详细回应，这里仅仅需要指出，我国的现行宪法诞生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甚至其本身就是一部改革宪法，而且现行宪法及其所处的社会依然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中。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是否要在现行的宪法框架下推动改革方面，笔者欣然接受和支持以人大宪法学派为代表的关于宪法应该成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张翔教授语)的主张，而且并不以这种保守的立场被人批评感到不悦。当然，在过去五年间，笔者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并不仅仅是围绕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解释和完善展开的，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农村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耕地保护与土地用途管制等领域所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也都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回应。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之下，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实现某种更高经济和财产形式的过渡形态或权宜之计，其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所有权一道受到了宪法第12条神圣不可侵犯规定的保护。黄小虎研究员和张翔教授还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更是让我感激不尽。

既然这些条文终归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么费尽心力地研究如何进行宪法解释，岂不是白费心力，浪费青春？持有这些观点的朋友对笔者的选择表示不能理解，批评我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并为这种研究立场转向感到痛惜。然而，解释论要比立法论的研究要艰难百倍——因为前者无法信马由缰，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而后者则可以长啸一声抒怀襟，自由地在思想原野上奔跑。我的研究生陈炳旭同学通读了全书，并进行了细心的校对，在此也要一并感谢。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正处在重要的转折点，但改革之难也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还要感谢那些经常跟我在土地法领域不断切磋的各位学术界师友，他们是郑振源、黄小虎、刘守英、刘锐、刘连泰、路乾、于洋、成协中、朱虎、耿卓、黄忠、陈柏峰、杨俊峰、李海平、赵谦、彭錞、陈越峰、李泠烨、袁治杰、郭志京、王伟、刘禹等学界前辈同仁。为此，2016年中旬，笔者在反复思考之后，(主要)针对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又提出了2.0版宪法解释方案。

即便是对笔者本人来说，上述变化的出现也是不曾预料到的。其一，受荷兰导师PeterHo教授的影响，我主要致力于通过制度变迁史的梳理来分析和回答中国大陆的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领域为何存在着有意的制度模糊和空制度两种现象——为此笔者还曾一度将博士论文题目命名为《地权的秘密》，并为这样一个有冲击力的标题激动不已。

其次，在研究土地法律规范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宪法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与其他法规范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之间的区别，进而既无法对宪法土地规范的特殊性予以分析和揭示，也无法全面系统分析其他土地法规范的合宪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释义学需要处理的是，如何在确保土地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协调宪法第6、10条与宪法第7条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以及第15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规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共同富裕以及宪法第10条第5款所说的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目标，而不应当抱残守缺式地坚守计划经济时代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形成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近几年侧重于宪法与土地法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前，人们认为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但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区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实现手段，计划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手段，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3.有朋友批评说，无论是笔者所提出的1.0版宪法解释方案，还是2.0版宪法解释方案，都不符合宪法的原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因此，在当下和未来不在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形式实行逐级过渡，最终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都必须实现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宪法目标。

这种被笔者称为是土地制度改革路线图的改革建议，很显然是在立法论的研究方法指导之下完成的。在批评者们看来，我国现行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人权保护，因此不能把人权保护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宪法解释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原则，笔者不接受这种批评。

最后，正因为存在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在讨论到更为宏观的(土地)法律制度变迁路径时，对良性违宪等理论主张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这九年间，笔者从一名稚嫩的博士生，一步步成长为博士后和高校老师，这篇论文也从最初的20万字变成了40多万字。

但作为知识分子和宪法学人，有必要对这种社会变迁和宪法转向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洞察力，并通过理论的梳理和知识的传播来积极引导社会观念的更新，而不应身体进入新的宪法秩序，脑子还停留在旧的宪法时代。不过，笔者也不会完全接受这种学术指控，因为这种指控是以猜测动机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动机是一团迷雾，有时连动机的持有者本尊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更何况他人乎？事实上，日本学者平井宜雄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将法律解释和法律实践区分为发现的过程和正当化的过程两个阶段。

一如我在后记中所提到地那样，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持续了3年多，到2011年年底才最终完成，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二、针对那种认为笔者是带着有色眼镜和既定结论来从事宪法中土地条款解释的批评意见，笔者无法完全否认，而且也没有必要完全否认。认识到了上述缺陷后，笔者毅然放弃了尽快出版博士论文的想法，着手开始研究如何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和处理宪法中的土地制度条款。正当化的过程则是指运用逻辑证明言说之结论具有正当性的过程。

无论如此，这种情况都应当着力避免。而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已经向法释义学回归，并努力实现社科法学和法释义学的融合。

2016年5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法学研究》编辑部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专门就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宪法条款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纷纷提出他们各自的研究结果和宪法解释方案。但在面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必须注意，现行宪法序言同时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韩大元教授以及那些在我思想和研究方法转折点上给予帮助和指点的胡锦光、林来梵、焦洪昌、张翔、李忠夏、王旭、谢立斌、陈征等诸位教授。完全客观化的解释方案既不可能，也不存在，否则就要由智能机器人来解释宪法和法律了。

应当摸着宪法过河(韩大元教授语)，而不是要超越宪法，鼓吹法外的世界很精彩进而倡导良性违宪。然而，这些异议意见主要不是批评这种更新后的宪法解释方案存在逻辑或论证漏洞，而是认为笔者对中国宪法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存在偏差。如果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和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领域也不妨一试，而且计划和市场可以交替使用或者配合使用。具体来说，首先，博士论文充斥着大量的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论述，更像是行政法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某种混合体，真正的法律规范研究或者说法学内部视角的研究却不是很足。

然而，经过人大宪法学派的熏陶后，这才发现，博士论文的缺陷并非仅仅是制宪和修宪史资料不完整如此简单，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缺陷和不足是更大的硬伤。首先，确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地那样，我国现行宪法在1982年时并没有将人权保护置于整个法秩序的舞台中心。

在精神气质上，博士论文所蕴含的青年人打破一切约束的火热和冲动，已经被更为温和的在现行法秩序下推动改革的主张所取代。作为一名土地法研究者，自应竭尽全力来推动土地和宪法领域中的观念和理论更新，才能不辜负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以及这伟大变革时代对于学者的要求。

然而，今日之我依然为这篇论文精神气质的转变感到骄傲，并为博士论文没有草草出版而暗自庆幸。具体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呢？小平同志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事求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判断。